涯系客家人！客家人都在看，客家人都在转

吃瓜群众

　　客家人，又称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汉族民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源流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 ，历魏晋南北朝、唐宋，由于战乱等原因，他们逐步往江南、再往闽、粤、赣边，最迟在南宋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族群——客家人，然后又往南方各省乃至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迁徙，并最终成为汉民族中一支遍布全球且人文特异的重要民系族群。

　　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客家人千年发展历程的长篇高清电视纪录片，生动地记录了客家人自先秦以来的六次大迁徙，全方位描绘了客家族群在苦难中成长、在探索中融合、在奋进中开拓未来的悲壮经历，是一部客家人精勇奋发、成长壮大、走向成功的辉煌史诗。

上集 迁徙

中集 客居

下集 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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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听的一首客家歌曲《涯系客家人》，大叔大妈美女帅哥…全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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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年前的清嘉庆年间，在惠州西湖边的丰湖书院里发生了一段师生有关于客家问题的对话。老师——进士徐旭曾很细心地解答了谁是客家人，他们从哪来，又有什么文化习俗等问题：客家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因战乱迁来南方，具有自己的文化等，这篇讲话就是着名的《丰湖书院杂记》。杂记有关客家的基本描述，经罗香林等后来学者的发扬，至今也是客家建构的基石。

　　现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客家共同体已经建构起来了，《丰湖书院杂记》则被人称为客家人的第一部宣言。与此同时，客家研究成了一门拥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专门学问，相关的论文论着可谓成千上万、汗牛充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么清晰，即便是几个初始的问题至今也仍然不是那么好解答，如谁是客家人，客家人从哪里来，客家文化真有独特性吗等等。再加上客家建构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为什么梅州人说自己的话才是正宗的客家话？为什么河源人在二十年前并不是很多人知道自己是客家，而现在基本都说自己是客家人？为什么与河源原属同一行政区的惠州客家认同现在不如河源？本文将以一个独立和客观的思考态度，在对众多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些基本问题再作一个分析和解答，才学所限，错缪之处不可避免，请读者指正。

　　一、谁是客家人：近代客家的建构

　　一百多年前，进士温仲和在其编撰的《嘉应州志》上把客家的表述大量融入其中，而以前的梅州方志并没有这样的系统的表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时梅州人就都把“客家”当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在梅州问当地人：你是客家人吗？大部分当地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所有梅州籍的海外会馆、同乡会的名称也均无一与客家有关。而现在有人要在梅州说客家人的坏话，他定会遭到批驳、痛骂乃至痛打的。

　　闽西、赣南也经历了一个“被”客家的过程。就是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原来不知客家为何物的闽西和赣南人实现了成为客家并大打客家牌的人。河源也是如此，据老河源人回忆，以前说到客家都觉得是梅州那边的人，至少是紫金人，河源城的人应不是客家。世客会的创始人之一的崇正总会老大、龙川人黄石华老先生在其访问录里也说到，他原也不知自己是客家人，直到受邀加入崇正总会。

　　谁最早自称或被称为客家人？最早出现“客家”二字纪录的历史文献是康熙年间的两本方志：《永安县次志》（永安即现在的河源紫金县）和《潋水志林》（江西兴国县地方志），而最早系统回答谁是客家人这个问题的是二百年前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徐进士是这样说的：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 、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 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徐进士对客家人的源流、分布等情况的介绍，在一百多年后由罗香林用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补充和论证，除了把源流溯至魏晋南北朝等少部分观点不一样外，其它基本一致。


　　后来也有不少学者对罗香林的进行补充，如说是南迁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形成的。也有人对罗香林的说法进行了颠覆，说客家人是以当地土着人为主，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族群。不少人也列出了他们判别谁是客家的标准，大概如此：世代（至少是清代以前）生活在赣闽粤边地区或从这个地域迁出去的，会说客家话，有客家人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对客家又有认同的即可算客家人。

　　文化习俗很难讲清楚，客家有与非客家不一样的习俗吗？学者找了上百年了，没有！广东导游界普遍流传的导游词中有关于“二次葬”是客家人的文化习俗的说法，首先是今天划定的客家地区也仅有不占多数的一部分才流行“二次葬”，而广府人同样流行“二次葬”，甚至更流行。据学界研究表明，“二次葬”的习俗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而非中原文化。

　　客家建筑也常被认为是客家文化特质，而其中最知名的土楼现在已经认定非客家人独有，甚至不是客家人最先建造；围屋也不是客家人的常态建筑，过分的强调防御能力使其居住起来并不那么舒服，而且是大家族才有能力建起，以致不少被当地人称为地主屋；围垅屋也多只在粤东分布。

　　不是还有客家话吗？客家人会说客家话总是没错的吧？客家话早已经被方言学界定为汉族八大方言中的一种呢，会说客家话的就是客家人！早在二三十年前，人员流动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河源人与梅州人用自己家乡话对话就比较困难，而河源人与赣南“纯客家”县的宁都县人用各自方言对话几乎是鸡同鸭讲。也就是说，客家话里面就千差万别，梅县人说他们的是正宗的客家话，意味着河源人讲的是假客家话，而河源人可能会说宁都人讲的是鸟语。什么是客家话？以谁为标准。方言学界从来没有定过客家话的标准，最早被学界认识的客家方言也不是粤东方言，而是赣南的方言。差别这么大，为何你讲的是客家话，他的也是？方言学界一直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客家方言是从赣方言中分离出来的，可客家方言是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大方言体系还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因为，比较客赣方言的发音，还达不到把客家话当成汉族二级方言的指标。

　　在客家地区方言千差万别，客方言还未最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方言体系的时候，客家已经被建构起来了。梅州、河源、韶关、惠州、清远、赣南、闽西、广西、四川、台湾、香港、东南亚直至毛里求斯，有超过六千万人说自己是客家人或被客家了。

　　回到徐旭曾着《丰湖书院杂记》的背景。明末清初，赣闽粤边地区，特别是粤东的百姓外迁到珠三角、西江流域、北江流域和罗宵山脉及四川等地。此后，客家人与当地人对资源争夺的矛盾不断升级，土客大械斗时有暴发并不断加剧。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美国汉学界“三杰”之一的孔飞力教授指出：客家移民（西江地区与当地土人的）竞争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另一后果便是土客大械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广西发生的也只是一场大规模的土客大械斗而已。太平天国运动后，土客矛盾在广东的西江流域再度爆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几年时间里，有上百万客家人和广府人参与了械斗，双方死伤数十万。


　　械斗平息之后，双方的恩怨转到了文字上，不断有广府人对客家人进行污蔑，如说客家人是非汉人、野蛮民族、在客字右边加了个“犭”旁。而后又有“不明真象”者对客家人进行误读，其中最有名的是以下三次：

　　一是1905年顺德人黄节着《广东乡土历史》，引据外国传教士所编的《中国地舆志》说“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

　　二是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世界地理》“ 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两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

　　三是1930年广东省建设厅主办杂志《建设周报》第37期说到在广东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

　　当时不少客家名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污名运动，并成立客家研究会等机构，为客家正名。正名的结果就是徐旭曾的观点得到了强化：客家人不但是中原贵族后裔，而且是最纯种的汉族人，看你们还敢说我们是野蛮人？与此同时，海外的嘉应、惠州、韶州等属社团也纷纷响应，不少社团直接将名字改成了客属某会或与之相关的名字，后来发起世客会的香港崇正总会成立于这个时期，反污名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也就是说，客家意识的推广和强化更来源于从赣闽粤边地区迁出外面的人，而不是今天说的客家腹地之赣南、闽西、粤东。强化客家这一定义并判别谁是客家人的，正是当时的那一批领导反污名化运动的客家文化名人，其中包括罗香林——客家人的学术英雄。

　　罗香林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在清华和燕京求学，这里不得不说另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背景：近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建构，因为罗香林也身在其中。

　　现代国家与我们传统时代的国家概念很不一样。大部分的中国人在民国初期并没有所谓家国的概念。以前的国家就是朝廷，是皇上家的。西方的现代国家形成也只不过是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之前也常有别的“国家”的王子来继承自己“国家”的王位的。现代国家概念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在辛亥革命时期派上了大用场。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初始概念也在形成，其中有一个例子：一是晚清以前我们并不怎么把炎黄二帝当作中国人普遍的共同的发源祖先，我们更尊的是尧舜禹，在晚清民族建构的过程中，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民国成立后采用的就是以前没用过的黄帝纪年（民国元年即是黄帝4609年），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都认同是炎黄子孙，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文化已经形成，而这文化并非都是虚无的，相反，这是以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基础的。

　　罗香林对客家民系及其文化体系的建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他提出了民系的概念：汉族有八个民系，说闽南话的人叫福佬民系，说广府话的人叫广府民系，说客家话的人就叫客家民系。并划定了客家区域，还划定了“纯客县”与“非纯客”县。现在说是99%都是客家人的纯客家地区的河源也被列入非纯客县，而赣南、闽西的纯客县划定则更加随意，因为他去不了当时叫苏区的地方。罗香林通过自己的研究，基本建构起了客家与客家文化的体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谁是客家人或哪里的人是客家人大概参照罗氏的研究成果即可。

　　在这两大背景下，以罗香林为代表的客家学者和当时的名流们建构起了一个客家学说体系。因为迁出去的人中以梅州人居多，反污名运动又以梅州人为主力，这样一种客家意识被外迁的梅州人带回家乡，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了。

　　然而，直到改革的春风吹来之前，梅州的客家意识也并不强。开放后，梅州100多万在海外的人回到家乡投资、捐助，当地政府当然要配合人家文化寻根的需求，于是学界的研究、政府的主导、媒体的鼓吹、民间的热情把客家意识再次强化，而高潮就是1994年的梅州主办的第12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至此，“世界客都”梅州的地位奠定了。

　　相随梅州之后的是闽西、赣南，过来是四川等。黄志繁教授对赣南的客家认同过程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赣南的客家文化区的形象是1990年代以来政府、民众、社会和学界共同建构的结果”。

　　到公元2010年，河源通过23届世客会的举办也彻底的加入了这个行列，使自己成为了“客家古邑”。这些地区的人在八九十年代以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并不多，特别是赣南，直到新世纪来临之际大多数的文化阶层也不知自己是客家。日本学者濑川昌久于本世纪初在惠州和河源做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并不以为自己是客家人。而世客会的春风一过，满地都是客家人。

　　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把客家建构的过程当作是一个神话来研究。他认为，“客家不仅是一个民系或族群，也是一种现象、一个过程，是现代社会族群构建的元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客家的建构过程确实很让人振撼，因为别的族群缺乏这样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包括犹太人。所以有潮州人问：为什么我们潮州人开不起像世客会那样的会，潮州人不团结？窃以为，不是潮州人不团结，而可能是他们不需要。

　　什么是中国人？有中国国籍的人。海外的华人很伤心，我们没有中国国籍，但我们也是中国人。不必矛盾，法律概念和文化认同是两码事。什么是汉族人？在现代也是个法律概念，国家认定你是你就是，但也是相对的，有多少以前说自己是汉族的人把自己改成了非汉族？除了对先祖文化的认同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利益使然。谁是客家人，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也是强调自我认同的，当然是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就是赣闽粤边的历史文化。

　　二、客从何来：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史视野中的客家源流

　　打开客家人的族谱，大部分记载先祖是中原南迁至赣闽之地，再从那迁过来的。其中有一例证即是河源龙川县有佗城镇，这个镇据说有170多姓，有人“大胆猜想”这些姓氏都是赵佗所率秦军之后裔。然而据调查，这些居民均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从江西和福建迁来的，有少部分迁自梅州地区。而再向前溯源，把自己祖先说成是中原来的原因很简单，在中原文化正统论的前提下，中原文化才是文明的、开化的、先进的，而非少数民族之野蛮、落后，这就可以有力回击对客家人的污名。

　　在过去讨论客家的问题时，总是参杂着太多的大汉族主义的中原文化中心论。今天我们把这放一边。先简单看下客家文化的大背景——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徐杰舜教授把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形容为滚雪球，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断对把东夷、南蛮、西狄、北戎用政治、军事和文化同化。这个过程中，仅以赣南闽西粤东为例，先有古越族，后有俚人、山都木客、疍民、畲瑶等民族认同了中原文化，融入汉族，成为客家多元的一支。也就是说，讨论客家形成时仅说到中原汉人多少次南迁是很片面的，说土着居民很落后也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在中原汉文化到来之前也创造了自己的文明（现中国出土最大这铜鼓就是岭南俚人所制），与中原不一样的文明，而这野蛮与落后的标签只是中原人自认为而已。


　　到此，可以认为所谓客家先民并非只有南迁汉族，还有古越族、俚人、山都木客、疍民、畲瑶等土着民族（畲瑶为隋唐从洞庭湖西岸迁来，与赣、闽、粤原住民融合形成，其形成在客家人之前，也视为土着）。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谁是南迁第一人、第一批南迁的中原汉民是什么时候到的意义就不是那么重大了。如果说赵佗是客家始祖，南越族人在他来之前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了，他们也同样可以称为客家始祖。

　　房学嘉教授以丰富的调查与考证为基础，写出《客家源流探奥》一书，提出客家人是以土着民族为主，融合了北方南迁汉人而形成的一个族群。此语一出，哗然一片，甚至有人威胁他的生命。罗香林那批人好不容易批驳了广府人对我们客家非汉种的污名，又回到那种论调上？难道我们祖先的族谱说是从中原来的是骗人的？

　　人类学者认为，这世上没有所谓最先进的文化，多元性同存才让地球更精彩。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必避讳几千年来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土着民族也是客家人的先祖了。秦军进入赣闽粤边地位前，古越族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很久很久。赵佗那一支秦军南下岭南后，为统治的需要，也大部分的接受越人习俗，与越人通婚，而不是对越人进行所谓“汉化”（当时没有汉族，这里汉化代指用中原文化感化人家的行为）。汉之后，越人化为俚人、僮人、山都木客等族。直到隋唐时间，粤东地区还是俚人的天下，其首领杨世略还成为循州总管，统帅粤东，也就从杨世略开始，粤东俚人开始深入地接受汉文化，将自己汉化。唐中晚期韩愈到潮州，粤东还是“瘴疠地”，还有那么多鳄鱼要他老人家写文章赶走，从潮州能赶到哪？当然是韩江上游。隋唐到达粤东的畲族先祖，也与当地土着融合逐渐形成畲族，直到元代，梅州还是个畲人遍布的地方。

　　再回头看中原人进入赣闽粤边地方的情况。罗香林有所谓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五次迁徙说，后来有人加上赵佗那支，即为六次。但经客家学界几十年研究表明，与客家形成直接相关的中原移民是唐末、五代十国至两宋。因为秦也好，两晋南北朝也罢，真正进入赣闽粤边地区的中原人口极为少数，中原王朝对该地的统治又很是薄弱，没有多少力量对当地进行有效的规模性的汉化。

　　后来客家的形成并不单单与中原人规模进入该地区有关，更是中原王朝统治深入，要将“蛮荆”之地王化的需要。所谓“王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将土着民族划入政府的编户齐名，就是给户口，然后让他们交赋税，服劳役、兵役，推行中原文教（配以科举），将他们感化。唐代初年对东南地区的土着居民的政策是用他们的首领管理，后期则用“选官制”即派官员到这些地方任职，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当时还没有大规模运用军事手段，而宋代则开始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付土着居民了，畲族人首当其冲，所以宋以后的畲族起义非常多。战争是民族融合的最直接手段，每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都有一大批土着和非土着的“流民”（即由于战乱、灾害等原因逃到山区的人，他们逃离本籍，没有合法身份了）成为了官府的编户齐名，也就成为了汉族。赣闽粤边土着民族最终汉化的高潮是明代中期，畲人蓝天凤、谢志珊起义带动了湘、赣、闽、粤边四省八府的山区弟兄们*乱，河源最大一支被朝廷称为“浰头贼”。

　　王阳明将此次*乱镇压之后，朝廷推行了多种政策以稳定当地。如将畲族人分散到已经汉化的地区居住，不让他们姓畲族的姓氏，不让他们保留畲族的风俗习惯等。所以，畲族在明代中期以后就很少有大的聚居点了，也只有少数畲族人保留了蓝、雷、钟的姓氏，但从族谱和文化习惯上也日益汉化。又如重建宗族组织，修祠堂、编族谱、立士绅等。当时大部分人是文盲，不清楚自己的家庭历史的，就参照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家的族谱写，而又为了正身份，所以几乎所有姓氏都写成从中原来的，同一姓氏的几乎是同一个祖先来的。而又不少人写着从福建宁化迁来，所以宁化成为客家人的一个祖居地，与珠三角的人的族谱把祖居地写成珠玑巷是一样的道理。再如推行文教，告诉百姓考科举拿功名才是最好最正当的出路，这样从思想意识上彻底认同中原正统文化了。


　　北方汉族人规模进入赣闽粤边地区也是当地土着汉化加速的一个原因。但是究竟这其中是中原汉人的成份多还是当地土着的成份多，已经无从考证。事实上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北方汉人也多有少数民族汉化变成的，哪来什么纯种汉人？本人认为从汉族形成史的过程来看，本地土着居民为主应更合常理。房学嘉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把客家的主体源从“土着”修正为“南方汉族”，亦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福佬人、广府人的情况与客家差不多，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而非皆从中原迁来。但同样是北民南迁与当地土着融合的结果，为什么会分出福佬、广府和客家？ 请看下一部分。

　　三、什么是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客家文化体系的形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有中原汉人到赣闽粤地区，但却形成广府、客家和福佬三个有文化上有所差异的汉族群体，与其居住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确实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仅以广东而言就有所谓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之分，有山区客家与水上客家之别。

　　一方人的文化也会随着时间变迁的，特别是在政治加强的时候，文化向心的转移、非汉族的迁移都使得地域社会文化在改变。在先秦（秦朝以前）时期，南方为百越之地，赣闽粤地区就有南越、瓯越之分，即便南越也非统一，各地越人均有差异。两汉后赣南居住着山都木客，粤东则有俚人，隋唐原住在洞庭湖西岸的“长沙蛮”、“武陵蛮”受到挤压南迁，后在南岭山脉分成两支，向西一支与当地土着民族融合成瑶族，向东一支与当地土着融合成畲族，这也就是为什么畲瑶的祖源说大体相同的原因，也是不少古代文献中把畲族称为“畲瑶”的原因。

　　唐以后汉人（包括南方汉化的人）大规模进入赣闽粤边地区，对山区进行开发，并与当地土着民族进行了生产、生活、战争等形态的融合。其实在更早就有不少“中原人”到达广东、福建和江西，在珠三角为中心溯西江而上的地域地理位置、交通决定了这里在汉至唐开发就比较深。唐代广州港已经成为世界着名港口，而当地土着的成分本来就与今天之客家腹地区别很大，所以形成的“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福佬人和福佬文化的形成亦同理。而非广府人和福佬人先到这地方，客家人后来所以称为客家的，只能说从民族融合和发展的顺序上讲，广府和福佬人先形成，客家则稍晚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开发的顺序是先平原后山区，先交通好再交通差的地方。


　　再回到今日之客家腹地，观其地貌，我们会发现：这块地方多有高山峻岭阻隔，里面却有不少的山间盆地与外相对隔绝。我们看不少地名叫什么坑、塘、迳、口、坝等，就是这种地貌的表现。这为当地人“小盆地聚族而居”提供了条件，这样可以更好地保留和传统文化，当然也成为封闭的另一个代称。虽然这地区今天又划成了三个省管辖，但在传统时代，这个交界地区的互通性是很强的，其中有闽粤通衢从赣南到闽西，再沿汀江下梅州，梅州河源交通也相对方便，而南岭山脉中除梅关古道外，又有不少山间通道沟通赣南和河源，如定南与和平之间、龙川与寻邬之间。在宋以后，盐成为国家专卖产品，赣南人只能吃不好吃但又贵的淮盐，于是组织人到广东私贩海盐。贩盐队伍逐发展壮大，人数多的数万人，并配有武装与沿路兵匪抗争，被官府称为“汀赣贼”，曾围攻过循州、河源、惠州等多个城池。这些人活动在赣闽粤边地区，进一步活跃了三地之沟通，使其物品、人员、文化之交流空前繁荣，也促使了赣南闽西人向粤东的规模迁徙。

　　两宋特别是南宋疆土较小，所以对南方的统治开发也大大加强。原本因管理成本较高而管理松散的赣闽粤边山区，成为统治加强的重点地区。这使得原来没户口、不用交税的土着人和移民，被编入国家的真正统治之内，畲汉等联合起来不断反抗，又让民族融合大为促进。明代中期的赣闽粤边的大起义及后来官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政策，将这一地区在语言文化上更加趋同。

　　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地区经济开发的先后与先进落后、民族融合人员和文化成份的差异，以及官府的统治深入次序是广府、福佬和客家产生分野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

　　综上所述，客家及客家文化和其它民族或族群及其文化一样，是一个建构起来的象征体，因为有功用（如反污名、文化资源开发）之需，其中不少是建构过头、不符合史实的。然而，客家又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其历史文化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赣闽粤交界区（今之客家大本营）的历史文化。所谓客家人，简而言之就是居住在此的讲客家话（因为其中还有西南官话/军话和畲瑶族）的人及其在明清后迁到其它地区仍保留大本营语言文化或对客家有认同的人；而客家文化则是这些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体系。有关客家文化，窃以为：

　　一是客家和客家文化并没有与其它汉族独一无二的所谓特质，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的相对突出。

　　二是客家内部由于地缘、血缘的原因在文化上有一定的整体性，但更多却表现在多元性，不仅赣南闽西粤东北的文化各有特色，就是各地再细分仍然不是铁板一块，如粤东河源梅州的文化就各有千秋，而河源本地也有县域乃至乡村之域的差异。这说明，客家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一体为对中原正统文化认同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山区农耕文化，多元则是民族融合和地域差别形成的文化差异。客家文化的特色主要并不在于其一体，而在多元的地域性，所以我们说河源的客家文化就是正宗的河源客家文化，梅州的就是正宗的梅州的，没有所谓之标准。


　　三是客家文化虽是建构起来的，却不是瞎编神话，甚至胡说八道。如我们现在接受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样，客家文化的建构首先是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然后经过官方、媒体和民间文化人士的宣传成为百姓的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并不一定具备常理性，或者说从学术上讲甚至是漏洞百出的，但仍然是民间文化的合理存在。观其过程，建构的成功与否首先是我们是否有系统的客观的学术研究，其次是官方是否尊重这些研究成果，这会决定地方文化建构成败。如现在河源梅州两地文化精英对话也好、百姓闲谈也罢，“客家古邑”PK“世界客都”，前者可能会完败。究其原因：缺乏系统的客观的研究成果，自己不知家底；官府神话编造并严重不尊重学术界的声音，整个客家学界（除那些官府请来的吹手）认可“客家古邑”的提法，但不认同所谓将客家历史推前几百年之说，其它客家地区的人士也不愿意成为赵佗爷爷的孙子。自说自话造不起河源客家文化的大厦！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批评客家现象，而是还原事实。客家建构的过程毕竟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可以把客家建构当成是中华民族建构的一部分，在弘扬传统文化、连接海内外客家人的情感和发展文化经济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尊重这一个事实，但需要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清理。

　　末了，看到了网上有关惠州对当地文化的讨论。窃以为，惠州文化是否属于客家文化是个伪命题，因为惠州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地区。可能那位楼主网友更想问的是惠州是否需要如同梅州、河源一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客家认同过程。在多元文化的惠州，客家文化并不是最强势的。所谓认同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有用”才是核心。所以惠州人并不一定选客家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代表，政府对推行客家认同的兴趣也就不会那么强烈。把其中一支作为本地文化所谓“品牌”而忽略其它文化形式在这种地方都不是可取的，最好的模式就是各自发展，壮大惠州整个地域文化。这点上，韶关与惠州类同。